1954年，共产党及其政府就制定了宪法，即54宪法。

刘少奇如此，其他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样那样的时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实际被剥夺、被侵害的情况又何在少数。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发表了贯彻和执行《八二宪法》的讲话，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在现场讲话时，毛泽东盛赞苏联宪政是最新的更高级的民主形态和宪政形态，特别说明只是由于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做基础，因此，学习、采用苏联式的宪政，只能期以异日。真不得了，好大的罪名。宪政学是政治科学，属于毛泽东所说科学上之列，愿杨晓青教授、郑志学先生等对照上引毛泽东语录，三思之。他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人们都认为，按照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讲话做去，就是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

杨晓青、郑志学等先生为了自己的论证需要，闭口不谈毛泽东关于苏联宪政的有关论述，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贬低为一时性的、策略性的文字，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吗？你们到底是在尊毛，还是在贬毛？其实，有宪法，贯彻执行宪法就是宪政，这是普通而又普通的常识，并无一丝奥妙难解之处。然而，我觉得，他们的解释都未免断章取义，自我发挥，缺乏一种严肃的、老老实实的态度。宪政是一个过程宪政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也是人类追求理想政治秩序的尝试。

再以魏玛共和国为例，对于希特勒及其私人武装的纵容，让宪政成为各方的玩物。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难以对话，更谈不上交流。没有宪政的保障，一度热炒的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多久都是个问题。意识形态并非贬义词，但是在昔日冷战的背景下，意识形态被污名化了，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意识形态的统合，通过意义、符号、仪式等方式将秩序合法化。

不仅宪法本身，而且修宪程序，都应随着变化了的条件而变化。宪法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与颁布的，但是宪法一经诞生就获得了自主性，即便是人民也不能随意更改宪法的条款，各国宪法都规定了比较严厉的修宪条款，美国宪法诞生200多年只是不断的增加修正条款，而没有推倒重来，英国则没有成文宪法，而有些国家则频繁颁布宪法，但是没有一部宪法是具有生命力的。

英国革命、启蒙运动共同推动了人民主权的理念。三十年来，所谓的中国奇迹是外来资本与中国劳动力、资源联姻搭乘全球贸易的快车道的结果，奇迹的基础正在流失，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需要制度环境的升级，毫无疑问，宪政将成为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有力保障，新一届政府的简政放权就是切断过度干预市场的权力之手。宪政之难在于它背负着几千年的历史沉疴，需要化解各种淤积的历史恩怨之后，才可以踯躅前行。在发展经济这一价值中立的目标之下，隐含着对宪政的诉求。

而民间的声音继续多元化，而且是双向交流式的。宪政国家是国家形态的进化的结果，从帝国到绝对主义国家，君主或者皇帝才是国家的象征与掌控者，人民只有臣服。人民之所以爱国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人民权利的结晶，以此为纽带建立起一个超越时空的共同体。宪法与宪政之间需要法治精神来牵线搭桥，那些宣言要宪法不要宪政的人必定没有丝毫的法治意识。

即便将宪政彻底污名化，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没有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如何构建一种为民众所信服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宪政国家是人民主权，但是人人有份意味着人人无责，这就造成了宪政国家的脆弱性，若没有一套防护措施，宪政国家会被窃取而沦落为专制国家。

英国宪政学者惠尔认为，一部相当适合于某时代人民需要的宪法，可能随时代进展与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变迁而逐渐面目全非。在不断的交流与对话中，规则意识就慢慢培养起来，最终法治精神也就汇流成河，宪政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历史虽已远去，但是历史的基因却植根于每个人的血液之中，宪政需要一种基于现正精神的历史叙事。何谓共和？共和就是众人之事，需要共同参与，而宪政则提供了一套有序参与的规则与平台。而宪政派内部在要不要宪政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异议的，更多的是在宪政道路以及中国的宪政资源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宪政共和国也是一个对话的国度，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就是一种彼此沟通与交流的渠道。反宪者们以捍卫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尊严自居，但是却忽视了构建一个为受众接受的乌托邦。对话而不是攻讦，批判而不是批评，是在多元主义时代寻求共识的可行之道。

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兴起，中国的舆论界已经出现了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官方媒体和民间声音，前者继续着宣传与广播式的单向灌输，不管读者是否接受。世界上最著名的金融中心都在英美普通法的治理之下，而大陆法国家很难有一流的金融中心，两种法律传统对财产权的捍卫程度是有差异的，正基于此，金融这种高风险的行业才在英美国家中大行其道。

德国人在战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值得关注与借鉴，二战之后德国几乎成为欧洲的弃儿，要融入欧洲大家庭就必须很好地认识自己的历史问题，德国人不仅承认纳粹的罪行，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墓碑前下跪，而且将历史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一个人若公开否认纳粹的罪行会被关到监狱之中。进入专题： 宪政 。

西方的宪政历史、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以及民国的宪政经验，每一派别各执一端，而宪政派内部的争论或许为中国宪政之路提供可资使用的精神资源与历史经验。与意识形态向对应的是乌托邦，一个良序的社会需要一个乌托邦的未来图景，否则意识形态就是僵死无效的。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需要和解，国内战争或者种族歧视同样如此。宪政的理想在于实现人与人平等、自由，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拒绝边界的，吊诡的是，宪政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宪政驯化了国家，国家承载了宪政，爱国与宪政也就有了天然的联系。宪政的理想需要在爱国的时空中生根发芽，而爱国主义唯有宪政的规则与程序才能理性。宪法如果没有贯彻实施，岂不是一张废纸？现代国家从君权向民权的过渡中，宪政共和国成为主要的国家形态，放眼全球，多数国家都以共和国冠名。

宫廷阴谋、王位之争都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成败，而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出现，国家得以存在的理由也随之一变，国家是公民权利让渡之后的产物，统治的合法性源于人民同意。追根溯源，宪政与财产权一直缠绕在一起，英国的光荣革命一个重要的进步在于剥夺了国王征税的权利，征税权为议会所拥有，只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才能征税，这样的原则也传播到北美，无代表不纳税成为北美人揭竿的理由。

棒杀宪政的文章几乎没有历史经验根据和逻辑可言，以我是真理的高调姿态弹压不同的声音，最终的结果是引起微博上一片骂声。宪政何谓，何为宪政，简而言之就是限权、限制政府的权力，将政府的权力运作至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与不能随便更改的程序之中。

当下中国的宪政派从不同的历史经验中寻求智慧，而且还有占山为王的态势，如此就封闭了对话的大门，在宪政的框架之下，可以统合华夏治理与民国历史，为何要裂土分治呢？历史叙事为人们提供了对话的精神资源，而一个稳固的宪政国家需要一套具有战斗性的防护体系。法治取代人治，从而建立了基于非人格化的规则的统治，任何人或者组织都要在法律之下，尤其是宪法的框架之下。

这场宪政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吵，而没有共识基础的攻讦让人们看到了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没有宪政的共和国是虚假的共和，因为只有少数人决定众人之事。全球化已经让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各国经济的竞逐，何尝不是耐力与制度的赛跑，权力公有才能保障财产私有，唯有明晰的产权才会有发达绵密的市场体系，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普世性的经济体制。为什么宪政需要一种战斗性呢？根源在于共和国需要一个责任者，就像一个公司一样需要一个法人代表。

究其根源在于公民自治的能力付之阙如，公民权利既是一种理念，更是需要不断实践的权利集束。对于违宪的言论与行为需要保持一种战斗的姿态，比如奥地利极右势力上台之后遭到欧洲各国的奚落甚至围攻。

魏玛共和国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取代，根本原因还在于德国社会自治能力孱弱，在强人的步步紧逼之中，宪政昙花一现。宪政以规则替代了暴力，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成为政权的基础，沟通与协商使政治秩序得以维系。

中国舆论界关于宪政的讨论持续了一月有余，除了彼此的口水大战之外，我们对于宪政的知识增进了多少呢？在棒杀与捧杀宪政之外，需要给宪政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锚地，而不是如浮萍一般任雨打风吹。反宪的言论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何为宪政，谁的宪政。